给蚊子“治病”，或许能为非洲疟疾防治打开一条新路径。
中国科学家王四宝团队研发出一种利用蚊子肠道共生菌阻断疟疾传播的前沿技术。不同于直接杀灭蚊虫的传统路径，这一思路通过干预蚊虫体内的微生物环境，抑制疟原虫的发育和传播，从而降低蚊子传播疟疾的能力。如今，这项诞生于中国实验室的创新技术，正逐步走向非洲开展现场应用验证。
在纪录片《来之不易的乐观》中，镜头记录了这项技术从中国实验室走向非洲现场的探索。影片以全球最具代表性的蚊媒传染病之一——疟疾为切口，呈现来自非洲、欧洲和中国的科研人员、医护人员、当地社区及全球组织，如何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协力推动改变。
从给蚊子“治病”的共生菌技术，到利用人工智能模型预测疟疾暴发和重症风险；从人工智能辅助结核病筛查，到新型抗疟候选药和长效缓释制剂研发，中国科研力量正在重大传染病预防、诊断和治疗的多个环节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这些创新如何跨越实验室与疾病高负担地区之间的鸿沟？怎样让前沿技术在全球南方用得上、用得起、用得久，并最终转化为可持续的本地防治能力？这是9月13日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举行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试图回答的问题。
王四宝研究员在观察蚊虫
从给蚊子“治病”到长效抗疟药，中国创新走向非洲现场
作为长期困扰全球南方的典型传染病，疟疾防治始终考验着各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应对能力。在不少医疗资源匮乏的地区，气候环境、蚊媒种群、人口流动和基层医疗条件相互交织，使疟疾防控难以依赖单一手段。
王四宝团队探索的蚊虫肠道共生菌技术，是中国科研人员尝试从传播源头解决问题的一条新路径。
疟疾通过受到感染的蚊虫传播。科研团队的研究思路，是从蚊子体内的微生物环境入手，利用肠道共生菌干预疟原虫的发育和传播。这一技术并非简单消灭蚊虫，而是设法让蚊子不再适合疟原虫生存，为杀虫剂、蚊帐和抗疟药物之外的疾病防控提供新的可能。
不过，从实验室取得研究成果到进入非洲真实环境，仍然需要跨越一段漫长距离。
不同地区的蚊媒种群、生态环境和疟疾传播特点存在差异，一项技术在实验室环境中表现有效，并不意味着可以被简单复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菌株筛选、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到生产、储存、运输和现场验证，再到当地社区能否理解并接受，每一个环节都影响着技术最终能否成为真正可用的公共卫生工具。
上海全球健康创新研究院疟疾项目负责人玛丽斯·科尔曼指出，疟疾防控不存在“一刀切”的通用方案。科研团队必须因地制宜，倾听当地社区的声音，同时利用中国的工业转化与制造优势，弥合从实验室研究到非洲现场应用之间的鸿沟。
这意味着，中国技术走向全球南方，不只是把一项已经完成的成果运送到当地，更需要在技术验证、应用场景和生产方式等方面与当地机构开展合作，让创新适应当地真实需求。
在阻断疟疾传播之外，中国科学家也在抗疟药物研发领域寻找新的突破。
疟原虫耐药性的出现和传播，持续削弱现有抗疟药物的效果。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江陆斌在论坛上介绍了疟疾表观遗传学及新型抗疟药创制的研究进展。其团队正在推进新型抗疟候选药和长效缓释制剂研发，为解决疟原虫耐药难题探索新的路径。
新型候选药物着眼于发现不同于现有抗疟药的作用机制，长效缓释制剂则试图延长药物在人体内的有效作用时间，减少给药频次。对于医疗服务能力不足、居民前往医疗机构不便的地区而言，减少用药次数有望降低漏服和中断治疗的风险，改善患者依从性，并减轻基层医疗系统的服务压力。
但对于面向全球南方的健康产品来说，“长效”只是其中一项技术指标。一种药物能否在高温环境下稳定储存，是否依赖冷链和复杂设备，基层医护人员能否方便使用，以及当地政府和患者能否负担其价格，同样决定着它能否真正投入应用。
从利用共生菌阻断疟疾传播，到研发新型抗疟候选药和长效缓释制剂，中国创新正在疟疾防治链条的不同环节同步推进。如何让这些技术不仅走出实验室，还能进入疾病负担最重的社区，成为科研成果转化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AI推动预测医学，从风险预警到结核病筛查和药物研发
如果说共生菌技术和长效抗疟药主要从传播与治疗环节切入，那么人工智能推动的预测医学，则试图把重大传染病防治的关口进一步前移。
盖茨基金会全球健康项目总裁特雷弗·蒙代尔在论坛上指出，全球健康正在迈入预测医学时代，即从疾病发生后的被动应对，转向基于风险预测的主动预防和提前干预。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卫生资源匮乏的地区，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难题往往不是完全没有防治工具，而是难以及时判断疫情可能在哪里暴发、哪些感染者更有可能发展为重症，以及有限的药物、诊断设备、床位和医护力量应当优先投向哪里。
人工智能模型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分析疾病监测、气候环境、人口流动和医疗服务等多方面信息，人工智能可以辅助识别疟疾暴发风险和患者重症风险，为公共卫生部门配置有限资源提供参考。
对于低资源地区而言，提前发现风险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加宝贵的干预时间。药物、诊断工具和医护人员可以更早进入高风险地区，公共卫生系统也能够从等待患者出现症状，转向主动寻找潜在疫情和重点人群。
中国正在将人工智能应用延伸至重大传染病防治的多个环节。
在结核病防治领域，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上海）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指出，全球仍有大量耐药结核病患者没有进入规范治疗路径，无症状潜伏感染者则构成了传播盲点。
传统结核病防治模式往往依赖患者出现症状后主动前往医疗机构就诊，但部分感染者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即使进入基层医疗机构，也可能受到专业人员、检测设备和诊断能力不足的限制。
针对这些难点，张文宏团队正在探索由人工智能辅助胸片快速筛查、舌拭子采样和超短程预防性治疗组成的一站式早期筛查与干预方案——人工智能辅助胸片可以提升大规模人群筛查效率；舌拭子采样操作更加便捷，更有可能适应基层和社区应用场景；超短程预防性治疗则有望缓解长期服药带来的依从性问题。
这些技术不是彼此孤立的单项工具，而是试图形成一条从识别高危人群、快速完成筛查，到及时实施干预的完整路径。其核心思路与预测医学相似，都是将疾病防线前移：不再只是等待有症状的患者进入医院，而是主动发现潜在感染者和高风险人群，尽早阻断疾病发展与传播。
张文宏表示，希望这些中国经验与方案未来能够惠及更多结核病高负担地区。对于资源有限的国家而言，这类方案能否真正落地，不仅取决于单项技术是否先进，也取决于整个流程能否做到低成本、操作简便，并与当地基层医疗体系相适应。
围绕结核病精准诊断和疫苗研发，中国科研团队还在探索更加基础的技术突破。西湖大学讲席教授、应急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孙仁介绍，其团队开发了高通量免疫评估平台，并正与张文宏团队开展合作，系统评估不同人群之间的免疫靶点差异，为结核病精准诊断和疫苗研发奠定基础。
人工智能还在进入传染病药物研发的前端。
传统药物研发周期长、投入高、失败风险大，而疟疾、结核病等主要影响中低收入国家的重大传染病，又长期面临商业回报有限、研发激励不足的问题。如何更快发现有效靶点、设计候选分子，并从已有药物中寻找新的治疗用途，成为全球健康药物研发需要突破的难题。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数据科学部负责人郭晋疆表示，团队已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结核病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优化，并正在开发多学科协同决策智能体，推动药物研发从“人工智能辅助”迈向“人工智能原生”。
过去，人工智能更多是在药物研发的某一个环节帮助科研人员筛选化合物。未来，人工智能系统可能进一步连接靶点发现、分子设计、药效评估和候选药物优化等环节，参与整个研发流程的决策。
从预测疟疾暴发和重症风险，到筛查结核病高危人群，再到发现药物靶点、优化候选分子，中国正在尝试利用人工智能贯通重大传染病预防、诊断和治疗链条。
不过，算法得出预测结果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预测结果只有与低成本诊断工具、药物、医护人员和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行动。对于全球南方而言，模型还需要适应当地的数据条件、疾病谱和医疗环境，并接受本地化验证。人工智能不仅要能够“预测风险”，还要帮助医疗资源提前抵达最需要的人群。
论坛发布并解读《全球健康2035：科技塑造未来》报告，并播放了纪录片《来之不易的乐观》选段，展示面向全球健康需求的创新思路与中非科研合作实践。
从单向援助走向共同创新，让技术在全球南方落地生根
从共生菌技术、人工智能模型到长效抗疟药，中国创新正在为重大传染病防治提供越来越多的新工具。但实验室里的突破不会自动转化为全球健康的进步。
长期以来，全球医药研发的激励机制与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卫生需求存在明显错位。一些疾病给全球南方造成沉重负担，但由于患者支付能力有限，相关药物、疫苗和诊断技术难以形成足够的商业回报，因而缺乏持续研发投入。
与此同时，一些健康产品直到研发后期，才开始考虑价格、储存条件、使用环境和基层适配问题。即便技术最终研发成功，也可能因为成本过高、操作复杂、依赖冷链或无法在当地生产，难以抵达真正需要它的人群。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指出，衡量一项创新的价值，不只要看它能不能在实验室里取得突破，更要看它能否跨越国界，抵达真正需要它的人。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常被视为健康产品的需求方和接受者，但这一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全球南方应当成为问题的共同定义者、知识的共同创造者和解决方案的共同开发者。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前助理总干事任明辉指出，药品可及性并不只是“最后一公里”的配送问题，而应当从研发源头重新设计整条创新链。
他认为，南南合作正在经历从医疗援助到能力建设、再到本地化生产，最终走向“共同创新”的深刻转型。为此，应推动研发、生产、监管与采购“四大共建”，让合作从援助走向伙伴关系，从技术输送走向能力共享，从独立项目走向共享创新平台，从碎片化市场走向区域创新生态。
其中一个重要转变，是将可及性从产品上市后的补救问题，前移到研发设计阶段。研发一种药物、疫苗或诊断产品之初，就需要考虑成本、给药方式、储存条件、当地生产能力和监管要求。
例如，面向非洲等炎热地区的健康产品，是否能够摆脱冷链依赖；面向基层医疗机构的诊断技术，是否能够减少专业设备和人员要求；需要长期服药的治疗方案，能否缩短疗程或减少用药频次。这些都应在技术设计之初就被纳入研发目标。
南非驻华大使迪普奥·莱察齐-杜巴也表示，南南合作必须超越传统的单向技术输出模式，进一步深化在疫苗、诊断与药物领域的联合研发和本地化生产，共同构建更具包容性与韧性的全球卫生安全网络。
这意味着，中国创新走向全球南方，目标不应只是出口产品或完成短期援助项目。更加可持续的方式，是与当地政府、科研机构、产业和社区共同定义问题、开展研发和临床验证，并逐步建设当地的生产、监管和采购能力。
论坛现场发布的《全球健康2035：科技塑造未来》前瞻报告，也将低资源环境中的技术可及性作为核心议题。
报告没有采用自上而下的技术排行榜思路，而是从全球南方低资源场景的真实需求出发，提出风险预防、疾病防控、医疗公平、技术普惠和服务体系五大愿景，并遴选出覆盖生命全周期的十大科技方向。
上海市科学研究所产业创新研究室副主任赵越在解读报告时表示，科技介入全球健康的根本使命在于弥合鸿沟。未来需要构建一条以个人为中心的“健康守护链”，开发低成本、免冷链、能够抵御恶劣环境，并可以“长在原地”的普惠技术。
所谓“长在原地”，不仅意味着一项技术能够进入当地，也意味着它能被当地掌握、生产和持续使用。
从王四宝团队利用蚊虫肠道共生菌阻断疟疾传播，到人工智能模型提前识别疟疾风险；从AI辅助结核病筛查，到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药物研发；从新型抗疟候选药到长效缓释制剂，中国科研力量正在重大传染病防治的多个环节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但一项创新只有进入最需要它的社区，适用于当地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并在真实环境中持续发挥作用，才算真正完成从中国实验室走向全球南方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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